本报北京11月15日电 今天，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环境科技工作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城市环保局（厅）主管科技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等参加了会议。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指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万元GDP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11倍，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粗放式发展还导致污染加剧，目前，COD排放总量达1400－1500万吨，接近排放最大允许量的两倍。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900－2000万吨，远远超出大气达标的1200万吨。城市垃圾每年接近1.4亿吨，处理率仅54.2%，无害处理率更低等。

　　王玉庆表示除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烟尘、二氧化硫、水黑臭污染外，机动车和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城市化学烟雾，外来物种入侵等新环境问题在我国也不断显现。我国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已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态势，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包括科技在内的全方位综合措施，对环境科技工作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改革开发30多年以来，新疆科技成果显著，不少项目的科技含量和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发明专利是技术创新与研发成果的重要展现形式，也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能力标志。1996年－2010年，全疆累计申请专利24971件，授权专利15216件，平均每年分别达到1665件、1014件；其中2010年当年申请专利3560件，授权专利2562件，分别比1996年将近增长5倍和7.1倍。2010年大中型企业数286个，科技机构80个，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14849人，科学家工程师9325人，占比达62.7%，R&D投入118165万元。新疆干旱的气候与脆弱的生态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影响因素。总而言之，新疆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创新实力和环境保护意识，科技人才队伍初步形成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然而与我国发达省市区相比新疆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综合实力尚处于落后地位。

　　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改造传统技术、引进新技术, 提高能源生产和消费效率, 减少能源消费, 还可以通过开发可再生新能源, 替代传统化石能源, 影响能源市场价格和能源消费结构。新疆是我国荒漠化面积最大、分布最广，危害最严重的省区，资源的生产和消费率很低，能源的再生能力差。我们通常采用专利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2004年全疆专利申请和批准数分别为1492件和792件，到了2010年时增加到了3560件和2562件。同时，资源能源消费指标的能源消费总量由2004年的4784.83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10年的76854.3万吨标准煤，而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量速度由2004年的18%降到2010年的6.45%，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表示新疆技术技术进步在改变新疆资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力量还比较薄弱, 能源领域技术进步比较缓慢, 急需要加强无废、少废、节能、节水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引进和推广。

　　技术创新不仅在产业结构调整、减少能源消费、提高能源效率的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也是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自2008年新疆各地区开展环境整治项目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技术的发展，一批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如在废水处理技术逐步完善的情况下，2010年全疆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为1.46亿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为57.33%，分别与2004年的1.93亿吨、58.10%相比有所下降，污水处理量达到14999万吨。但是，由于新疆各地区基础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部分地区水源地保护、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处理和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治理。因此，现价段我们还需要加强开发符合新疆实际情况的污染治理技术和生态破坏恢复技术，把污染治理、技术改造和综合利用有机结合起来,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环境治理工作。

　　技术创新解决环境问题、保护生态环境有着巨大的潜力。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生态承载力，对大气和水文系统造成了严重污染与破坏。对新疆而言，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资源的利用率低，再回收利用能力很差，如在2010年全疆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846.77万吨，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只为1853.81万吨，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面临着人口、资源和环境不协调发展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科技进步，通过技术创新，大力开展资源和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对资源能源的消耗，有着巨大的潜力。

　　1.发挥技术创新在节能减排中的先导作用。新疆发展与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过去的节能减排工作中，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创建节能型社会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节能减排工作要依靠科技进步，强化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能源发展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密集度。

　　2.依靠科技进步解决环境问题。我区目前资源利用率不高，能源浪费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科技进步，通过技术改造与创新，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对资源能源的消耗。

　　3.重视科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由于新疆经济水平落后与科技投入的相对不足以及科技经费使用结构的不合理依然是制约新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瓶颈之一。

　　因此政府要创造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并且进一步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积极开展如对企业研发活动给予适当税收补贴，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让企业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从而加大新疆的环境保护力度。

　　[1]黄秉杰,刘东斌,张继成.环境保护必须走技术创新之路[J].经济师.2002(11)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源于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来源于环境系统对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推动力。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自成系统，同时又是军事医学系统、信息资源系统的子系统，因此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两大系统环境是军事医学环境、信息资源环境。此外，军事医学和信息资源的系统环境也是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系统环境。军事任务的需求牵引、科学技术的发展驱动和系统自身的演化运动是军事医学发展的三大动力，军事医学的系统环境包括军事环境、医学环境、其他科学技术环境等；信息资源的系统环境包括经济环境、信息科技环境等，因此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系统环境包括军事医学环境、信息科技环境、经济环境、信息资源环境。其中，军事医学环境为需求环境，信息科技环境为驱动环境，经济环境为支撑环境，信息资源环境为本体环境。

　　满足军事医学信息需求，支撑军事医学发展是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系统目标，也是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外在牵引力和发展推动力。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优化指的是根据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的职能任务和用户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集范围、重点，进行军事医学特色资源的整合、组织与揭示，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的职能任务随着军事医学任务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因此军事医学环境是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需求环境。

　　军事医学的发展需求主要来源于军事斗争卫勤准备、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卫勤保障，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应满足军事斗争卫勤准备、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卫勤保障的信息需求。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根据军事斗争卫勤保障的需求，军事医学应加强战场急救医学、三防医学救援技术和装备的研究、海上后送平台和装备研究、加强信息化诊疗装备研制。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当今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反恐怖战争卫勤保障成为军事医学的新任务，反核化生恐怖的卫勤保障是军事医学的重点，防生物恐怖的卫勤保障是军事医学的难点。军事医学应提供相应的医学保障，扩展军事医学研究的范围，从以往单纯的战伤救治研究向多领域扩展，提高应对多种环境危害和恶劣环境条件的救治能力。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优化就是要突出保障军事斗争卫勤准备和非战争军事行动迫切需要的信息资源。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系统同时是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系统的子系统，因此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信息科技环境包括影响军事医学发展的信息科技以及影响资源建设发展的信息科技两类。信息科技环境主要是通过输入科学理论、技术方法，提供操作平台和设施等，为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提供支撑和促进力。

　　科技发展是军事医学的发展推动力，决定了军事医学的科学可能性和技术可行性。信息科技为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研究成果的应用，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军队战时卫勤中，卫勤组织指挥自动化系统、野战远程医疗系统、创伤救治信息管理系统、伤病员后送系统等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信息技术的发展直接决定着战时卫勤的保障能力；信息化战争中，高功率微波、电磁脉冲武器等信息对抗武器所导致的人体生物效应是军事医学需要解决的新问题；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为军事医学基础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2000年，美国国防部颁布的《国防科学技术战略》指出，未来新一轮军事革命将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为支撑，以达到掌握战斗空间态势的目的。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要密切关注现实战时卫勤和未来军事革命相关的信息技术，搜集、组织、加工这部分信息资源，以支撑军事医学中与信息技术相关的研究，为打赢未来信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卫勤保障提供强有力的信息资源支撑。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资源存储及检索技术、图书馆集成管理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演化进程。影响图书馆的信息科技主要包括信息资源存储技术、信息资源检索技术、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射频识别技术RFID技术，移动设备技术等。

　　信息存储和传播等信息技术影响了信息资源的载体形式，改变了图书馆的馆藏结构，促使馆藏资源由纸本资源向电子资源的转变。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也经历了从纸本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到纸本与电子资源并存、并逐步向电子资源为主的过渡，馆藏资源由实体资源向以商业数据库为代表的虚拟馆藏发展。资源检索技术的发展提高了馆藏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从最早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出版的《医学索引》到联机信息检索系统MEDLINE，再到网上免费生物医学数据库PubMed，军事医学文献检索工具经历了文摘、索引等手工检索、计算机检索阶段、网络信息检索三个发展阶段。

　　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射频识别技术RFID技术、移动设备技术等促使信息资源服务方式的阶梯式进化发展，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除了对信息资源本身的优化，也包括对信息资源服务的优化，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将传统资源服务延伸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等移动终端设备，进一步提高了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并配合信息服务的提升对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种类、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必须以资金作为基础，采购资金是维持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社会环境，也是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赖以生存的条件。采购经费是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实践所需的资金，是保证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不断得到优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效果除了依赖于馆员对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取决于资源采购经费等物质支撑条件，采购经费是否充分直接决定着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效果。

　　信息资源的采购经费数量可反映出特定时代或国家信息资源优化的水平。横向比较国内外的专业图书馆强馆，如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其馆藏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基本与其采购经费投入成正比。2013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采购经费达3.7亿美金；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资源采购经费1.3亿元。201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资源采购经费为4600万元，且每年还有_5%的固定涨幅，医学图书馆的资源采购经费只有约1500万元。与国内外医学强馆采购经费上的巨大差距，成为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最大掣肘，在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的经济形式下，有限的资源采购经费使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优化需求更加强烈。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属于信息资源的一种，信息资源建设的演化和发展必然对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产生直接的影响和作用。信息资源对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影响体现在资源建设基础理论、信息资源建设实践、文献共建共享实践、信息资源建设环境的发展影响。

　　信息资源建设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藏书建设、文献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建设3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藏书建设”被首次提出，指的是根据图书馆的任务与读者需求，建立、发展、组织藏书体系的全过程。70年代，藏书的选择、剔旧等开始受到关注，书目控制论、藏书稳定状态理论在这一阶段产生了重大影响。藏书结构理论在70年代后期得到初步应用，指的是图书馆藏书体系中，不同藏书成分、不同收藏水平的馆藏的组织形式、相互关系及其在馆藏的比例，包括藏书的学科结构、等级结构、复本结构等、藏书结构设计等。80年代，“藏书建设”发展成为“文献资源建设”，指的是依据图书情报机构的任务与服务对象、整个社会的文献情报需求，系统搜集、加工、组织、管理文献资源，建立具有特定功能藏书体系的全过程，文献资源建设有了学科化趋势，并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90年代至今，信息环境产生巨大变化，网络迅速发展，“文献资源建设”深化为“信息资源建设”，指的是对处于无序状态的各种媒介信息进行有机搜集、加工、组织的活动，数字资源建设成为研究热点(包括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数字化信息资源的建设、数字图书馆的运行模式等)。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基本也分为藏书建设、文献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建设3个阶段。

　　信息资源建设实践主要资源的搜集、检索、组织和揭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馆藏建设从传统的文献搜集、整理、编目、图书馆管理等向知识服务、信息管理领域拓展，数字环境下知识组织与揭示的方法、知识单元的自动标引与检索、数字资源的采集、保管与利用等得到迅速发展。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为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提供了数字化、网络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伴随数据库技术、多媒体信息技术、元数据等研究的深入，网络信息检索的出现和网络信息检索工具的研制成功，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进入基于大数据挖掘的深层次信息信息处理与检索的高级发展阶段。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信息资源优化的重要内容，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基本与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同步发展。医学图书馆既承担国家生物医学信息资源建设共建共享的任务，也是军队系统医学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的主导机构。

　　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开始编制《全国外文生物医学期刊联合目录》，收录高等医药院校、医院、科研单位、中华医学会、军队医学院校及科研单位的生物医学信息资源。1998年，CALIS全国医学文献信息中心成立，建立了高等院校医学文献联合保障体系；2000年，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成立，负责收藏理、工、农、医各学科的信息资源，面向全国开展科技信息服务。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主要是代表军队医学图书馆系统参与全国或地区图书馆网络的建设，与军队系统医学图书馆进行联合采购与资源共享。军内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0年医学图书馆成立，通过召开全军医学期刊工作研讨会，制定了全军医学情报网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服务规则，开始实施军内医学图书馆的馆际互借；1993年，《全军生物医学外文期刊联合目录》出版发行；1998年，“全军医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协作网”正式成立，医学图书馆和各军医大学图书馆负责全军外文期刊的协调订购以及联合目录的编制。医学图书馆与地方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始于21世纪初，2000年医学图书馆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达成协议，《全军生物医学外文期刊联合数据库》并入《全国期刊联合目录数据库》，2004年参与CALIS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系统是信息资源建设的子系统，因此信息资源建设环境是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系统环境，与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系统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对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系统产生直接影响。

　　用户信息需求模式。数字环境下信息获取渠道与便利性不断提高，以网格、云计算、语义网、本体与关联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开启了E-Science时代，用户不再将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首要来源，更习惯使用搜索引擎检索数字资源，希望图书馆能够整合各类异构的信息资源，通过关联、语义、逻辑推理与可视化手段辅助知识发现与科学研究，满足其问题结构及知识边界模糊、无法使用明确的检索式的信息需求。用户需求决定图书馆的服务模式，而服务模式又决定资源建设模式。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同样面对用户信息需求的这种变化，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体系要从集中式向分布式、从平台化向工具化转变。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作为国家科技文献平台的核心，通过共建共享，订购印本外文期刊1.5万种和外文会议录3000余种，全国开通网络版外文期刊已达215种，已建各类文献数据库42个，文摘题录数据达到4200万余条，大大提升了我国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能力。NSTL面向全国提供公益性的文献检索、文献传递、网上参考咨询、目次页浏览、科技热点信息门户等服务，组织国内多个图书馆系统合作推进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研究、信息资源与服务集成揭示服务、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究、国际交流与人员培训，已经成为我国科技文献国家保障、共建共享、开放服务、联合发展的可靠机制。

　　但是，信息环境的迅速变化使得“维持现状和仅仅推广过去的成功是在准备灾难”。必须清醒分析NSTL面临的挑战，并对NSTL的发展战略进行设计。

　　数字信息已经逐步成为科技文献的主流形态和科研用户检索利用信息的主要形式。国际专家预测，2025年研究型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主体将完成从纸本到电子版的过渡。这种趋势使得我国科技文献整体载体结构和保障布局发生重大变化，已影响到国家保障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由于我国科技文献资源建设长期跟不上科技信息发展速度，整体上我国科技文献保障仍然总量不足，学科布局和国别分布不均衡，尤其是边缘交叉学科、综合集成领域、重大应用领域及重要新兴领域等文献保障率偏低，且对我国科技合作重点国家和周边国家、地区的文献保障不足，会议文献、科技报告以及其他灰色文献的保障尚未形成规模体系。另外，国外科技文献的历史性缺失仍未得到解决，建国前后10年、时期和1985－1995年期间的科技文献缺失严重。

　　而且，资源数字化导致新的结构性缺失。许多图书馆已将数字资源作为自己馆藏发展的主要方向，国内多数研究型图书馆已积极减少纸本外文期刊订购，逐渐调整其文献保障的学科与载体结构，逐步放弃对纸本国外科技文献的保存保障职能。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在纸本“核心期刊”仍然重复的同时纸本“非核心期刊”却普遍缺失，普遍经常需求的资源往往既有电子版又有纸本、而非普遍经常使用的资源则既无电子版更无纸本；大量数字资源采用租用方式引进，无长期使用和保存权利，而对上述数字资源中很大部分尚未形成相应的纸本保障能力。

　　与此同时，我国引进的国外数字资源规模已经十分庞大，并在行业、系统和区域内普遍建立了集团采购机制，但是仍缺乏国家层面的数字资源统筹建设机制。在国外科技文献供应商开始根本性调整对华销售模式的时候，各个机构维持现有资源规模和增长速度都面临巨大压力，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经费投入与组织协调已经成为确保我国数字科技文献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由于网络技术环境和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我国获取国际数字科技文献的能力很容易受到限制，数字文献资源的国内长期保存已经成为普遍担心的重大问题。但又由于长期保存所需要的法律授权、经济投入、管理负担和公共服务责任等因素，单个机构往往无力长期承担长期保存责任，因此他们在引进数字资源时普遍实行“只用不藏”，缺乏永久使用、长期保存和回溯数据建设等配套措施。同时，“国家行为”的责任主体、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投入保障以及人员队伍均处于缺失状态，使得我国对国外数字科技文献的可靠拥有和长期使用面临巨大的风险。

　　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2.1亿，科教机构及大中企业研发部门已经普及网络应用，网络搜索引擎、公共信息门户和机构信息门户日益成为用户信息获取主渠道，而诸如美国NSDL、PubMed，日本Science LinkJapan，德国Vascoda，英国JISC IE 、Scopus、Web 0f Knowledge、SciFinder等也正造就新一代集成信息服务环境，使得NSTL服务系统面临有效性被削弱的风险。

　　网络信息环境中，“独立系统机制”难以被用户发现和利用。目前，用户需求已经从单一系统的文献检索发展到分布多元资源下的集成检索，用户网络化的工作学习环境逐步成为其信息检索利用的起点和汇聚点。但NSTL目前还基本是通过自己网站或成员单位提供服务，容易脱离国内多数用户最常用渠道，难以有效地被用户发现和利用，也难以把自己资源和用户所需的其他资源有效集成。

　　而且，单纯文献检索传递服务难以有效提高信息服务能力。创新型科研和企业技术研发需要对各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利用，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文献检索获取上。但是，NSTL以文献检索传递为主的服务机制难以支持对文献内容的深入挖掘分析，其公益性质和公共责任也难支持个性化市场化的应用服务，其有限的成员单位力量更难应对大规模的个性化需求。NSTL尚缺乏支持成员单位、其他单位和市场主体利用其资源开发个性化知识化服务的机制，造成NSTL为创新服务的责任与其对创新主体的服务能力之间的较大反差。

　　另外，NSTL需要强化系统更新发展来适应服务能力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变化要求信息系统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来维系自己的先进性和竞争力，系统能力的更新能力已经成为系统能力的组成部分。NSTL目前尚缺乏对自身服务机制和系统技术能力进行持续评价、调整提升的机制，也缺乏推动国家科技信息服务的持续的战略探索、技术创新、服务创造、机制调整的机制，限制了NSTL的可持续发展，也限制了其在国家科技信息服务体系中的先进性和影响力。

　　尽管面对严峻挑战，NSTL也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建设创新型国家对科技信息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科技信息支撑作为国家责任和国家基础设施已经形成共识，提升国家保障能力已经成为普遍呼声，通过公共财政来建设公共服务能力和保障平等获取也已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数字信息环境带来了仅凭单个机构或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问题，自然要求国家力量以有力方式介入来保证新的共建共享、利益平衡和提供政策、资源、标准、合作机制等方面的支持。而且，数字信息环境为NSTL扩展其资源和服务提供了广阔的、经济的、高效的和可灵活创新的空间。因此，主动抓住发展机遇，积极创新保障机制，将有效提高NSTL对国家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和对国家科技文

　　为推动NSTL的可持续发展，应从本质上认识国家科技文献战略保障的定位和战略目标。国家科技文献战略保障的根本目标，是满足国家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对科技文献的需求，保证这种满足的程度不受地区、经济、技术和市场的限制，保证这个满足的程度不受某个时期的需求或认知局限的限制，保障国家对全人类知识成果的拥有与利用能力。在市场经济和多元信息体系下，国家科技文献战略保障主要致力]：解决国家对科技文献服务的重大需求，解决单个机构或市场难以有效、公平、长期解决的科技信息需求，提升各个机构或市场满足科技信息需求的效率，促进整体科技信息环境的良性发展。

　　应通过多种形式来发挥“国家保障”的作用，包括：代表国家来组织基础资源的保障与服务；通过支持其他信息机构提高服务能力，发展全社会科技信息服务；通过支持各种公共信息服务，提高个人和社会信息利用能力；支持良性公共信息政策和信息环境的建设。这样，通过保障资源、保障服务、保障发展，通过对用户、对机构和对全国科技信息环境的服务，有效提高“国家保障”效率。不拘泥于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形式，不断创新科技文献保障的作用机制，不拘泥于自身系统和自身能力，不断鼓励、吸收和利用社会力量拓展NSTL服务范围和服务形式，正是“国家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长治久安之道。

　　为了充分发挥上述定位的要求，NSTL的目标应包括：①国家科技文献基础保障基地，提供国家科技文献印本基础资源保障，支持国家公共数字资源建设，支持国家科技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NSTL应通过自己的资源战略来实现这个目标。②国家科技文献服务支撑平台，通过自身资源及其服务，通过支持自身资源的延伸服务、衍生服务和开放应用，通过开放集成与开放融合各方资源来支持科技文献的充分利用、深度应用和集成服务。NSTL应通过自己的服务战略来实现这个目标。③国家科技信息服务发展支持中心，通过推动资源共建共享和支持联合信息服务，通过支持国家其他文献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与服务，通过支持战略研究、应用研究、示范试验和公共推广，支持良性信息环境建设，推动科技信息服务可持续发展。NSTL应通过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实现这个目标。

　　NSTL在规划国家科技文献资源保障结构时，既要可靠保障科技文献资源的连续性累积性，又要与时俱进地覆盖主流科技信息形态和支持主流利用方式。在当前阶段，既要高度重视纸本文献资源保障，又须充分重视数字信息资源的保障；既要积极加强各种资源的当前服务保障，又要充分重视这些资源的长期保存。

　　面对未来科技文献资源的数字化与多元化变化趋势，NSTL必须坚持巩固和完善国家科技文献纸本资源基础保障作用，积极组织和支持数字科技文献的全国保障，主动组织数字科技文献长期保障体系建设，并建立可持续的文献资源保障规划与调整机制。

　　纸本文献保障仍然是NSTL最核心的基础性、战略性任务，而且成为数字时代国家科技文献保障体系完整性和战略安全的最后屏障。因此，NSTL应完善国家科技文献纸本资源基础保障，逐步实现对我国需求的国外科技文献系统完整的纸本保障和有效备份。优先建设我国国外科技文献保障体系中结构性缺失部分，系统推进我国各类机构以e－Only方式引进的国外科技文献资源对应纸本的备份建设，逐步增加符合地方性科研教育机构、中小企业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需求特点的国外科技文献资源建设。逐步扩大和优化NSTL文献资源的学科、馆藏和载体布局，重点针对边缘交叉学科、综合集成领域、重大应用领域、重要新兴学科等拓展收集范围，逐步加大国外科技会议文献、科技报告等及其他灰色文献的建设力度，逐步加强对新兴科技国家、我国科技合作重点国家和周边国家与地区等的科技文献采集。继续强化NSTL纸本文献在成员单位和其他机构数字资源建设中的间接保障作用，积极支持成员单位和其他机构在资源转型过程中纸本文献向NSTL的转移，积极支持借助NSTL纸本文献资源优势开展数字资源建设，并纳入NSTL资源保障与服务体系。

　　大力构建数字资源的国家保障机制是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国家科技文献保障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是解决国外科技文献历史性缺失的有效手段，也是快速提高NSTL服务效率的最佳途径。因此，NSTL应实施数字资源建设的复合策略，积极组织和支持数字科技文献的全国保障，构建手段丰富、结构合理、数字资源与纸本资源相结合、普遍服务与重点保障相结合、快捷服务与长期保存相结合的数字资源国家保障体系。NSTL要把购买“国家许可证”资源、支持成员单位和科教机构购买数字资源等，都作为NSTL数字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重点加大对国外学协会资源的国家许可力度，积极推进其他中小型供应商数字资源的国家许可服务。加强对国家创新体系主要单元数字资源保障的支持，积极组织和支持成员单位的数字资源联合保障，同时要建立数字资源公共服务的刚性约束机制。重点加强NSTL结构性缺失部分的数字资源建设，加强对e－Only期刊的补充建设；加强十分重要、价格昂贵、需求不集中的资源的国家保障；加强低使用率、低保障率资源(包括回溯数据)的国家保障。牵头组织建设国家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组织包括保存责任者、存储者、服务者、资源方和授权用户的可靠的责任体系，促进建立包括存档权、存储管理权和服务权的完整法律体系，建立相关技术与服务标准体系，确定可信赖性长期保存系统的认证与评估机制，调动国家资源支持长期保存体系的共建共享。

　　NSTL作为国家科技文献平台，应坚持公益、公平、开放共享，积极开展服务推广、服务共建和服务支持，提高自身和全社会的信息服务能力。

　　NSTL应积极改造现有集中式直接服务模式，将资源直接推送到用户本地信息系统中，并支持各机构扩展NSTL服务，支持各机构提高信息服务能力。应通过政策、工具和服务支持各机构将NSTL设置为本地的国外科技文献检索服务主界面，直接嵌入到本地环境为用户服务；支持它们将NSTL与本地信息资源与服务系统有机链接，使NSTL服务成为本地服务的组成部分；支持它们将NSTL作为自己组合各种服务的集成调用平台；支持各机构对NSTL以及流程进行本地化定制，最大限度降低最终用户利用NSTL服务的“程序门槛”。应通过政策、工具和服务支持来支持各机构在合理授权和规范方式基础上，获取NSTL批量资源和流程接口，开发可开放应用的公共服务系统，实现NSTL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深度服务；在数据库结构、

　　系统流程、应用接口、批量数据、认证授权等方面为信息服务的开放集成提供便利，支持可开放应用的公共服务工具建设，包括建设基于NSTL资源的可视化检索、跨数据库跨对象类别的关联检索、信息专题选报、专题情报编撰的服务模块。进一步加大NSTL与各地各类信息机构联合建立服务系统的努力，支持成员单位与第三方共建可公用服务系统。

　　我国技术创新群体(创新型企业环保科技、高新技术园区、企业园区等)的信息保障能力不足是制约其自主技术创新水平的因素之一。NSTL应将服务技术创新群体、提升其信息保障能力作为自身核心任务之一。应积极推动在高新技术园区或企业园区联合建立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支持技术创新群体将NSTL及其服务方便嵌入其信息环境，积极开发和推广可定制的NSTL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积极支持技术创新群体开发个性化服务工具和增值服务机制。可选择若干技术创新企业、行业信息机构或地区信息机构作为试点，支持其建立行业、产业、地区或专门性科技信息服务中心，多渠道深化文献信息服务。应积极利用被支持单位的经验和公用工具来推动其他机构开展和拓展增值信息服务。

　　应加强NSTL服务推广和服务共建力度。应将服务推广作为NSTL的重要日常工作，纳入计划，建立机制，保障投入，刚性检查。例如，可组建NSTL服务推广中心，有计划地设计和组织NSTL服务推广，利用各种专业活动及社会活动进行服务宣传，积极与网络信息服务商和各类社会媒体开展推介合作。应要求成员单位不仅应在自身范围内负责任地进行NSTL服务推广，也应积极组织面向社会的NSTL服务推广。应充分发挥NSTL已有镜像站和服务站的作用，严格服务要求、加强服务效果评价。应建立用户效果评测机制，逐步从用户知晓、用户环境渗透、用户可方便利用性等方面综合评价NSTL服务社会化程度，逐步建立对NSTL直接服务、成员单位服务和所支持的第三方服务的服务效果监测。

　　作为国家平台，NSTL有责任发挥国家平台在维持良性市场、保障政策支持、提供公共机制等方面的作用，推动共建共享、提高资源效率、应对重大危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国家平台的功效。应积极牵头组织全国主要科技信息系统共同对科技信息服务重大问题展开研讨、营造共识、协商措施、推动联合行动。通过自身或积极支持成员单位，联合国内其他机构，建设共建共享关键系统。

　　为支撑开放服务，应改造现有以文献数据库检索和文献传递为主的NSTL技术系统，提高开放的和多模化的数字化服务能力。应加强文献服务的集成化流程，将文献数据加工、文献数据集成、文献传递、参考咨询、热点信息门户等互联互通，建立专题/主题性的文献提取与推送服务；开发开放的集成文献服务接口，支持异地异构系统的集成调用；开发开放的深度服务接口，如可视化服务接口、专题服务集成和推送接口、与科学数据等的跨界服务接口等。同时，加强NSTL资源的丰裕度和服务的丰富化，深化知识内容揭示，建立科技文献的有效关联；提高资源内部知识对象和流程内部功能对象的细粒度表现、组织和开放调用能力，以支持用户和第三方系统对NSTL内部对象及服务的深度挖掘和知识化关联调用，支持基于用户需求和流程的开放融合；积极探索科技文献从各个角度与科技新闻、科学数据、科学术语、种质资源、科学仪器等的集成服务机制。

　　NSTL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保持先进性和影响力，不断推动科技信息服务发展。自身的先进性和影响力，是NSTL的作用基础；推动科技信息服务发展，是NSTL的国家责任；建立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是NSTL建设的内在部分。

　　NSTL应把科技信息服务发展的战略研究作为重要常规任务，通过可靠的计划和投入予以保障。应积极承担国家关于科技信息保障与服务的战略研究；应建立常规的发展态势研究机制，跟踪趋势，预警挑战，解剖先进范例，预研解决方案。应广泛吸引国内外同行参加，形成战略交流平台，并以此积极促进合作。应继续积极组织和支持国际高层学术交流活动和国际研究合作，引入先进理念、模式与技术，推动中外交流与中外合作；应积极支持国内高水平学术与业务交流，推广创新、支持合作、推动共建共享。

　　NSTL应加强面向发展的应用创新研究，避免被动应对，占据发展先机。可在战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支持重要的应用政策研究、关键技术应用研究和典型示范系统建设，包括：对影响科技信息环境的重要政策与机制问题的研究，争取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良好可操作性、能够有机融合各类服务的机制模式、政策体系和实际措施；对代表重要发展方向的关键技术应用研究，打通应用技术线路，建立可靠示范环境，测试先进技术的实际应用方案，为发展先进服务准备技术能力；支持可提供先进服务能力和公共示范作用的试验应用系统的建设，把先进技术落实为先进服务，促进先进服务系统成为开放的公用工具。NSTL的应用创新研究应开放进行，保持竞争张力，促进研究的广泛参与和成果的广泛应用。

　　一般认为，科技进步有助于克服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问题。这是因为：第一，科技的发展和利用，通过实施能源替代和资源开发，一方面使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实现了资源代换，使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有了新的代替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能源短缺问题，从而为社会、经济、人口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人类能够在更长的期间内获得所需要的各类资源。另一方面又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第二，科技进步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良，减少环境污染。科技进步不仅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解决清洁发展的观念问题，而且还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例如环境化学和分析化学的产生，使人们认识到环境污染中有害物质的浓度及影响；随着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的发明，使人们能修复和改变目前的生态环境。从清洁发展的角度考虑，人们需要的是有利于环境的技术进步，淘汰不利于环境的技术。环境友好型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改善环境和减少污染为直接目标；另一类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主要包括：对生态环境本质认识的各项科学和技术，防治环境问题的出现及危害的各项科学和技术，以及为保护环境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法律、行政及教育等各项专门知识和手段等。但由于这些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减少生产的消耗和废物的排放，从而带来间接的环境效应，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些环境友好型的科技进步。

　　我国的环境科技事业起步于1972年第一届全国环境大会，但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才有了较快发展。1990年1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要求积极研究开发环保技术，参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1992年，国务院制定的“环境保护十大对策”中明确指出“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1994年，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指出“：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口与社会的协调的持续发展”。1996年，国家环保局了《国家环保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期规划》，为环境科技确定了发展方向和攻关重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了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等未来15年我国科技发展的11个重点领域和16个重大专项。我国的环境科技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单纯研究污染引起的环境问题，扩展到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的研究。在污染防治技术方面，由工业“三废”治理技术扩展到综合防治技术；由点源的治理技术，扩展到区域性综合防治技术，并研究开发了无废少废的清洁生产工艺、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等。在管理研究方面，从基础的污染调查登记与监测，扩展到环境预测、规划、标准、法规的研究制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环境科技开发发展迅速。1996年设立科研课题只有887项，到2006年已经达到了3466项，随后几年环境科技研究课题有所减少，2010年设立课题1133项。在2003年取得重大成果的33项科技计划中，涉及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有7项。2003年，国家科技计划共安排经费总额约90亿元，支持的研究和开发项目约1.5万多项，其中包括一批水污染治理、防沙治沙、气候变化预测等重大科技项目。①一大批环境科学技术成果和环保实用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环境科技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如中国的污染防治技术,目前只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在有关的设备制造方面，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成套化、标准化、自动化、电气化，而中国的环保设备制造，从加工质量、可靠性、有效性、先进性等方面，只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有一段时期，国际上把除尘技术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环境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中国的平均除尘效率在95%左右，这个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中国的城市污水处理率只有2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都超过了30%②。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主要的环保机械产品只有4%达到国际水平，国产的3000多种环保产品中有1/5的产品由于可靠性、适应性、产品结构设计上的欠缺而有待淘汰，还有2/5的产品需要改进。环保产品的质量和工艺水平基本处于国际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水平，大多数产品落后发达国家20年左右。即使国内环保产品技术含量最高的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大多也为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③。环境科技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科技资金投入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如下图1所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科技支出尽管绝对数逐年上升，从1991年的160.69亿元提高到2009年的2744.52亿元，但与财政总支出相比，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甚至有下降的趋势，由1991年的4.74%降至2009年的3.6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支出更是不能同日而语。通过研究与开发（R&D）经费占GDP的比重这一衡量不同国家科技投入力度的重要指标，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相当悬殊。如下图2所示，发达国家该比重一般为2—3%，而我国2000年之前比重不足1%，2008年之前比重不足1.5%。近些年，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但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却比较低，若再不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在社会总产出中的贡献率，随着我国资源的耗竭和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会减缓。我国用于整个科研的经费如此，用于环保科技的经费也大抵如此。可以说，财政投入的差距悬殊应是导致环境科技差距的关键性原因。从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的地区结构分析，我国各地区间财政科技支出水平差异很大。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以2009年我国各省市区地方财政科技拨款额度及其与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经济比较指标，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9》中可以看出，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绝对额最高的上海是的近80倍；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各地区的差距也不小，最高的北京为5.45%，而最低的只有0.57%。无论是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绝对额还是其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较高的省份大多集中于东部地区，而绝对额和比例都较低的省份多数集中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基本处于中游，这和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是基本吻合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形成“经济实力强的地区财政支持科技进步力度大科技进步水平高经济实力更强财政收入更高财政支持科技进步力度更大……；经济实力弱的地区财政支持科技进步力度小科技进步水平低经济实力更弱财政收入更低财政支持科技进步力度更小……”这样两个循环体，从而导致“马太效应”的产生。

　　环境科技资金投入是科技发展所需的最基本要素之一。无论是从科技发展的软件还是硬件来看，都需要有不断的资金投入才能维持。科技资金投入主要包括财政科技拨款、企事业单位自筹科技经费、金融机构的科技贷款以及国内外的捐赠等，其中财政拨款起着主导作用。政府直接拨款以财力支持科技进步，是市场机制国家近十几年来普遍采用的公共政策方式。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要加速科技的发展，促进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效益，必须有充分或较多的资金投入。一些发达国家每年投入科研的经费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或3%。我们应借鉴国际经验，继续增加财政对环境科技创新的投入，要使中央和地方每年财政科技投入的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收入的年增长速度，使环境科技资金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科技总投入的增长速度，实现环境科技财政支出的稳定增长。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环境科研计划课题制度，加强预算管理和资金使用的监督，从而实现科研经费的效用最大化。

　　政府财政除了以直接的财政拨款方式对环境科技发展形成支持手段之外，还可以采用间接支出的手段来达成促进环境科技进步的目的。

　　1、财政担保财政担保是指以政府信用对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从事具有高风险的活动进行负责，承诺承担活动失败的责任。政府为促进环境科技进步，对真正具有良好前景但也具有较高风险的环境科技创新项目或高新环保技术企业，以政府信用为后盾给企业提供担保，保证企业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开展环境科技创新活动，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间接的财政支持方式。采用这种财政支持方式，一方面可以缓解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财政支出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减少因监管不严而造成的财政资金浪费现象。

　　2、实行财政补贴将国家财政的环境科技直接投资转变成补、鼓励性投资，作为引导社会向环境科技投资的助推剂。政府财政可以通过银行信贷的资助方式，间接推动环境科技发展。一是通过建立科研开发投资银行，对高新环境技术产业和符合国家政策目标的环境科研开发项目进行重点扶持，因开发贷款具有期限长、利率低的特点，这同国家政策性银行功能相类似，其启动资金需由中央财政提供。二是对于非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为鼓励其对高新环境技术企业和科技创新项目给予贷款支持，对其低息贷款给予财政贴息，以符合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盈利要求。在环境科技的推广上，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例如对运用先进环境科技造成某些不易盈利或盈利甚微的行业或者企业，政府应给企业以银行贷款的贴息支持，这样可以加大先进环境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以上这些政府补贴的主要来源应该是以产业基金和环境税收等方式筹措到的资金。政府补贴的投入应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确立一定的标准和条件，避免主观随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要通过有关法律规范的调整形成一种稳定的机制。在政府补贴的使用上要建立严格的审核制度，提高国家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达到促进环境科技发展的基本目标。